大叔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则是他和父亲的兄弟情感和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慈爱。大叔比父亲年幼2岁，高小毕业后，就回家和父亲一起干农活。那时候，每家都是一个大家庭，父亲和大叔作为年纪最大的男丁，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的重任。父亲14 岁，大叔只有12 岁，他们两人就和大人一样干起了各种繁重的农活：种庄稼，喂牲口，套车拉货，犁地耕田，拉磨打油等等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他们二人的关系也最融洽亲切。在大叔心里，特别尊敬和亲近父亲，经常跟我们说，大哥虽然是堂兄，但是我父亲在他心里，胜过同胞兄弟。

而父亲这个人，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脾气。父亲为人朴厚正直，待人热忱，但是脾气却极坏，特别是对于子女。他不会与子女交流沟通，要么不说，一说就是呵斥训责，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非常怕他，对他敬而远之，也从来不和他聊天闲话。而对于街坊邻居，倒是和颜悦色有说有笑。父亲这种脾气，家乡话有一个词语形容：“镢头”。父亲脾气乖戾，别说我们这些子女，有时候对于自己的弟弟妹妹，也是动不动就训斥。而唯独对于大叔，从没有发过脾气，疾言厉色过，可能是由于少年时的情感吧。

因为父亲从来不和我们闲聊，对于他的人生经历，我们都知之甚少。很多是从母亲的絮叨里面知道的，而更多的事情，是大叔和我们闲谈的时候告诉我们的。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，就是父亲19 岁的时候，有胆有识地为家里洗脱“地主”帽子的事情。1952-1953 年土地改革运动的时候，县里的土改工作组来村里给每家划分阶级成分。我们家从曾祖父开始，就省吃俭用，几辈子积累了一点财富，在村子里属于中上的层次。实际上，一个一两百户的小山村，哪里有什么恶霸地主剥削阶级，都是几辈子人辛苦劳作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家底。据奶奶说，那时候家里每年也就雇一个长工。自己家吃的，还不如给长工吃的。长工要出力干活，也是外人，必须让人家吃饱，否则以后可能就不来了。但是自家人，完全可以对付一下，有时候甚至吃不饱。因为家底并不厚，怕万一有灾荒，那可咋办？平时都是节衣缩食，勤俭无比。

我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，但是村子里什么人都有，有的人看你家现在条件好，眼红和嫉妒，正好土改运动来了，这些人就跳出来诬告陷害，硬说我们家是地主。当时划分地主成分有一个非常硬的标准，就是48-49 年，是否家里有长工。本来按照这个标准，我们家几乎是在劫难逃。但是也许是积善人家有上天眷顾，那个长工因为家里有事，于48 年前就辞职回老家了。村里那些居心不良的人，明知道这些，但是都出来做伪证，说我们家在那个时期雇佣长工，就是地主。 县里的工作组根本不了解真实情况，听取一面之词，已经初步决定，给我们家划分为地主成分。

中国从1949 年建国到1979 年三中全会这三十年，都是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。而阶级成分，对于一个家庭的命运，就如同魔咒 一样。如果我家被划分成为“地主”，那几代人就毁掉了。招工、考学都需要政审，政治成分不过关，根本不可能有机会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经常被批斗。我小学的时候，亲眼目睹过村里开批判会批斗村里的两个地主。而所谓的地主，和我家都差不多，都是几辈子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。但是命运无常，运动一来，他们就成了地主，根本没地方说理。批斗会场，那两个爷爷辈份的地主站在主席台前，每人手里拿一个白面馒头，端一碗白面面条，象征着剥削阶级的富贵生活。然后广大的村民在乡里和村里干部的组织引导下，对他们揭发批判，甚至有的上去殴打，以示阶级仇恨。这两个地主家庭的后人，几代都受“地主”这座成分大山的拖累，出不了头，子女在村里被人歧视，直到80 年左右才摘掉“地主”的帽子，才能与他人地位平等。

在此利害攸关的时刻，父亲只有19 岁，年纪轻轻，也没有多少人生经历。作为长子，父亲知道，这是关乎家人和后代命运的大事，不能被误划为地主。但关键是如何推翻那些人的伪证，向工作组自证清白？要有凭有据，在当时小人作祟的形势下，这个可不容易。于是父亲就去村里的工作组现场会，要求和那个诬告的人对质。

父亲问：你说我们家48 年雇长工，谁雇的？雇的谁？

那货说： 你爷爷雇的，长工名叫 XXX 。

父亲这时候把准备好的曾祖父的供奉牌位拿了出来，上面有曾祖父的生卒日期。父亲说：48 年的时候，我爷爷已经去世了，他怎么可能还会雇长工？你这完全是诬蔑！

幸运的是，县里的工作组，实事求是认真负责，看到这个情况，觉得其中有问题，不能草率决定。然后父亲和二爷去了一趟外地，还找到了那个当年的长工，让他出了一份证明，说明48 年确实没有在我们家做长工。经过这些周折，我们家才被改划为“中农”成分。

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，我依然觉得不寒而栗和后怕，如果我家被划分为地主，我们家几代人将完全是另一种命运，根本不可能招工上学，很可能一辈子都在农村。对于父亲的胆识和能力，我也多了一份尊崇。

与父亲的糟糕脾气相反，大叔为人随和，待人接物都很得体稳妥。也许是有文化和见过世面的缘故，他对于子女，他很会教育和交流，很少训斥打骂。这一点，在那时候的农村的确是难能可贵。那个年月，家家都吃不饱穿不暖，孩子众多，每个当父母的都是压力山大，难免脾气暴躁。很多家长，打骂子女是家常便饭，打起来就像打贼一样地狠，让旁人都看不下去。而大叔，能够对子女和和气气，善加引导，非常可贵。这些对他的几位子女影响很大，兄弟们相亲相爱，非常团结。与村子里那些兄弟反目成仇，相互交恶的人，不可相提并论。

可能是因为和父亲的感情深厚，大叔对于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是特别的喜欢和关爱，可以说是视同己出。我小时候性格顽劣，在村子里恶名昭彰，是有名的“列贵”“犟筋”，这些都是家乡话形容熊孩子的“褒奖”词语。记得大叔家门前有一棵椿树，碗口粗细，我经常爬到上面去，坐在树杈上两条腿晃来荡去，得意洋洋。大叔看到了，也不训斥，只是面带笑容地说一句：费气！就你上得高。 而我就如同受了夸奖和鼓励一样，更加得意。大叔家的门楼，是一个平房，从那里可以上到瓦房房顶。我经常爬到平房上面，或者上到房顶上面，在瓦面上光脚行走。大叔则会笑着说：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你都敢上房顶了，可真行！这些如果让父亲看到，早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了。实际上，在父亲面前，我哪里敢这样肆意妄为，早就是战战兢兢坐立不安了。

大叔家里后来盖了三间新厢房，布置的颇有品位。墙上贴了《海瑞罢官》、《文姬归汉》《胭脂扣》等戏剧画报，印刷精美。我是读这些贴墙画，才知道了海瑞这一刚正不阿的青天老爷。床边靠窗摆了一张三斗桌，上面摆放了茶壶和茶杯。更与众不同的是，桌子边上有两把圆形的藤椅。这种椅子在农村可是稀罕物，别人家里从来没有，这是戊戌堂兄在福建当兵的时候，从福建邮寄回家里的。每次我去大叔家，我都喜欢坐在藤椅上，左摇右晃，一会儿一个姿势，就像猴子一样不老实。大叔看到了，也就是笑呵呵地说：你就不能老实一会儿？！ 椅子都被你晃散架了。

盖因此故，大叔在我的心目中，感觉有时候比父亲更亲近。对于父亲，怕而远之，而在大叔面前，感觉轻松恣意得很。而且大叔见识很广，知道地理历史，还会下象棋，和他说话聊天，很有意思。不仅对于我，大叔对于我哥，则更加亲厚。我哥长我三岁，自幼勤勉懂事，体谅父母，性格比我好多了。我们兄弟两人，几乎是正反两级，相互对照。大叔经常不叫我哥的名字，而是称他为“大老旭”，因为哥哥的名字里面有一个“旭”字，喜爱之情溢于言表。80 年代我哥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，大叔脸上光彩无比，在村子里到处对人说，“俺大老旭如何如何。。。”！ 后来我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大学，要去上海上学。父母亲倒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实际上是喜忧参半，因为他们觉得上海离家太远，不是很放心。而大叔又多了一层自豪，威风得很，在村子里到处和人说：我大侄子是南开大学，小侄子是全县状元，这要是他曾祖父还活着，那得多高兴！ 后来我来北美留学读博士，大叔更是自豪得不行，跟我反复说：出国留洋，这可不得了。要是你曾祖父活着如何如何。。。 曾祖父一生勤恳，历经晚清和民国，非常重视教育，村里最早的小学就是他和另外一位老人做学董热心筹办起来的，对于村人是惠泽流长。我们家重视教育的风气，起始于曾祖父，所以大叔喜欢动不动就提起曾祖父。

而大叔对我们的深厚恩慈，则是从家里的不幸开始。1988 年，哥哥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两年，因意外事故在部队上英年早逝。大叔得知讯息，和三叔两人从村里连夜到洛阳赶火车去北京，也没能见到心爱的侄儿最后一面。逝者长已矣，生者徒余悲。处理完后事，回到老家，全家人都陷入了毫无办法的悲痛之中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样的飞来横祸，一下子击垮了父母。痛失长子，母亲涕泪长流彻夜痛哭，痛不欲生。父亲不善言语，也不痛哭，只会把悲痛之情压抑心中。后来得了脑溢血，就是因为丧子之痛。大叔呢，就像失去了自己儿子一样痛哭失声，饭寝难安。灾难之下，全家乌云笼罩，哀伤凄凉。

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，少不更事，没有人生阅历，回到家中，也不知道如何劝慰父母。再说了，面对生死，任何语言都苍白无力。大叔和婶子，看到父母的境况，又痛心又担心。于是他们就天天来我家，陪伴父母。他们经常晚上住在我家，婶子陪着母亲，百般劝慰。大叔则是和父亲一起说话，给父亲宽心。“尘世本无回生药，医恸唯有岁月轮”。这样的情况，持续了很久，在亲人的宽慰和陪伴下，父母才慢慢走出了丧痛。在这样的危难时机，他们雪中送炭，最是弥足珍贵。大叔跟我说过，人这一辈子，可以没有权势，没有富贵，但是不能没有人情。这句话出自肺腑，至今让我铭刻于心。那时候如果没有他们的亲情，恐怕父母很难跨过人生这一坎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后来我出国读书，好多年没有回国。2006 年回国，发现大叔一下子苍老了许多，白发满头。2009 年母亲去世，我回国奔丧，见到大叔，他的身材有些佝偻，步履也没有以前那么轻快稳健了。大叔看到我，唏嘘不已，依依不舍。2010年，二婶也作古而去， 抛下大叔一个人，跟着孩子们过。大叔因为肺气肿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到了冬天，都起不来床，与以前那个从容稳健的大叔判若两人，耳聋眼花，说话有时候上气不接下气，真是岁月不饶人。大叔每次见到我，都是激动无比，拉着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和我说很多话。而我心里，则是悲喜交集，高兴的是又看到慈爱的大叔；难过的是看到他日渐衰老，疾病缠身，却无能为力。

2019 年夏天回国，再次见到了大叔，他在床上起不来，我们就说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。我在家停留了数日，就匆匆而别。本来计划每年都回国探亲，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场瘟疫搅乱了全世界。因为疫情，我也不能回国探亲。前几天无意和堂兄打电话，问起大叔，堂兄说，大叔去年5月份就突然去世了，享年84 岁。猝不及防的噩耗，让我震惊莫名和难过无比。我问堂兄：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？ 即使我回不去，让我和大叔临走前通个电话，也是送别他啊。堂兄说，一是事发太突然，他本来没什么，就是喝了一口热水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人就马上不行了。二来你离得太远，也回不来，就没有告诉你。谁能料到，2019 年那一次会面，竟然是和大叔的永诀，噩耗猝来，哀伤与遗憾并有，思之凄惶。

近日大雪纷飞，天地洁白肃穆。追思往事，对于大叔的恩慈，既感且愧。匆就此文，遥寄心香，以祭大叔在天之灵，愿大叔仙乡安息！

诗曰：

尘世已凋容与音，人间未敢忘慈恩
秋笺乱写三千墨，句句犹存旧日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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霏霏雪落记慈亲，亦愧亦哀字槌心
从此故乡回望处，自知寒暖不须吟

梦里年光梦外颜，至亲至疏忆从前
一朝轻别梓桑地，我是故乡一纸鸢